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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算洋旗账的时候，黄总经理还提到了土匪。他说：“法国人每年每月拿了我们的‘挂旗费’，也势必要出面为我们撑一下场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吉利洋行除派沙礼担任法方经理而外，船长也是由法国人来担任，每艘船上还派法国水兵五六人担任护航队。在匪风猖獗时，又有法国兵轮护送。船上不仅涂着、挂着法国旗帜，还写上‘法国商船不装士兵’，而且不许中国乘客走上轮船的三楼。我们的轮船得到这样的掩饰、庇护，所以在我们内河畅行无阻，甚至任意开辟航线。”
这回我们看到了三万两（约等于100万人民币）挂旗费换来的实在东西：五六个法国水兵组成的护航队，还有土匪猖獗时前来护航的法国兵轮。聚福洋行有三条轮船，应有十六七个法国水兵常年护航，按照现在的行情，请一个保安或保镖，每年总要花一两万人民币，动用这些法国水兵，一年的成本至少要二三十万元，价值挂旗费的四分之一左右。动用兵轮自然更加昂贵，关键是买不到。普通商人动用兵轮，在中国简直就是做梦。
这里算的只是成本，没有算水兵和兵轮的效用。假如买不到这些保护，生意恐怕就无法做了。如重庆口岸1919年的报告所说：“今岁大半年，自云阳以至重庆，持械盗匪，流行甚炽，无兵士护送船只，不敢行驶其间。”[119]
不仅重庆如此。据1927年3月的《上海总商会月报》报道，1926年，广东内河的小轮船公司和渡船公司普遍亏损，“其原因以各江海盗横行，致河道梗塞，小汽船多被匪劫夺，往往一船被掠，则损失数万。至各江渡船，因被匪勒抽不规则费用，而商货又寥寥无几，以是皆无利可获。”[120]
由此看来，仅仅对付土匪这一项，挂旗费就花得值。土匪和军阀这两样东西，都是公司经营环境中的既定存在，好比农民必须设法对付的旱涝和病虫害。如今只花了一笔治虫费，居然连旱灾一并治了。
说到这里，我们也明白法国吉利洋行靠什么赚钱了。他们私下倒卖给聚福洋行的，乃是法国政府向本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安全。
法国公民纳税之后，便获得了要求政府保护的权利，法国政府则有义务在世界各地保护自己的公民。这个以契约为原型的道理，保证这种契约不落空的制度，来自卢梭等人掀起的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吉利洋行向聚福洋行出售的，也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即生活在民主宪政制度中的公民的权利。这些东西在中国格外值钱。
享用公共产品很容易搭便车。公民已经为这些产品纳过税，付过钱，要求军队和兵舰保护的时候就不必另外交费，军费已由法国的全体纳税人分摊了。正因为这样，吉利洋行只要按常规纳税，就可以享受昂贵的服务，并靠私下出售这种服务赚大钱。而法国政府则要严格把关，生怕中国人冒充他们的公民，赚法国纳税人的便宜。
从1920年到1927年，聚福洋行一直以挂旗费的方式从法国公民手里买法国政府的公共服务，因而经营顺利，资本翻了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