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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算账的时候，黄瑾瑩总经理首先强调了军阀。他说：“聚福洋行凭借这块‘法商’的招牌，在那四川军阀混战的防区时代，确（实）减少了许多麻烦。十多年来，船未打过兵差。在那个时期，有所谓营业税、直接税、二五税等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但聚福洋行从成立到结束，从未完纳过任何一项税捐，因而避免了军阀的压榨。”
这段话涉及到两项可能的损失，一是当差，二是苛捐杂税。如何估算这两项损失的潜在数目呢？比照未挂洋旗轮船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损失的影子。
蜀江公司成立于1915年，有一条元济号轮船。由于官府刁难，土匪堵劫，负债累累，股东们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出资最多的马则卿苦苦支撑。1917年，川军与滇军开战，滇军便把元济号扣下当差，半年后放归。返回重庆后，北军又扣船运送军需。北军撤出四川，元济号刚刚开始在重庆宜昌之间运营，又被宜昌的北军扣用。
无奈之中，马则卿邀请法商麦司洋行入股，投资两万两，在上海登记注册，蜀江公司改称麦公司，元济号也挂上了法国国旗，1919年回到四川。次年，川军和滇军再次开战，重庆卫戍司令王文华又把元济号扣作军用，结果法国领事出面交涉，军阀被迫放船。
当时，由于战事不断，交通断绝，元济号成了唯一安全运营的交通工具，生意红火之极。八个月之间，清偿了以往的债务，还有数千两银子的利润。这时候，以前退避的股东们又回来了，要求购回外股，从大中银行贷款二万两退还麦司洋行。麦司洋行退出后，麦公司改称大中银行航业部。不久，大中银行倒闭，作为大中银行的债权人，军阀杨森没收了元济号，改作兵船。1922年，元济号随杨森部开往宜昌，船只朽坏，不知下落，蜀江公司随之消亡。[110]
由此看来，洋旗是抵御军阀的保护伞，有则兴，无则亡。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四川。
据《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说，1920年下半年，广州发生战事，“军人纷纷封用轮船，遂令全行如患瘫痪，租金极难追讨，是以船东受亏甚大。”[111]
据湖南岳州口岸（岳阳）报道：“本年（1916年）贸易，有数次因军队运输扣留华商船只，大小火轮及民船全充军用，遂陷于停顿地位。中有一次，被扣之船停泊江岸，延长几及三里，为时有数星期之久。”[112]
1923年，广西梧州口岸报告说：“中国航务中人，因感受军队不时封船之痛苦，遂相率投挂洋旗，藉资保护。于秋季本口商务恢复之际，多数华船，已改隶英葡国籍。”[113]
这些报道大体可以表明，仅仅军阀扣船当差这一项，就足以造成航运公司亏损，甚至可以要公司的命。优胜劣汰，中国的旗帜被淘汰出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黄总经理说，他们挂洋旗十多年，没有向军阀缴纳过苛捐杂税，这项权利又值多少钱呢？我试图计算却算不清楚，只能抄录几段原始资料示意。
据1926年3月《东方杂志》报道：“四川自军兴以来，各种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