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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真正能阻挡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白员收益的源头正是民脂民膏，只要民众保护好自身的血汗，滔滔江河就可能变成涓涓细流。朱元璋看出了这一点，他也寄希望于人民。
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写下了一段充满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过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与吏员、衙役和顽恶泼皮勾结起来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员替百姓辨别曲直，但是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官。今后，民间的老人和豪杰要帮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给我把刑房（近似县法院）官吏捆来。再赋役不公平，给我把户房（近似县财政局）官吏捆来。……只要民众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贪官污吏就会全部转化成贤人。为什么呢？因为良民自己能辨别是非，奸邪难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员成为好官。谁敢阻挡民众捉拿贪官污吏，满门抄斩！[170]
群众监督政策的实行情况及其效果如何？我找到的历史记载不多，难以作出准确评估，但从零星记录中已经可以看出，确实有一些百姓使用了这种权利并且获得奖赏，还有一些刁难权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盖甚至被处死。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笔调记载了一个县官向老百姓求饶的故事。他说，乐亭县（今河北乐亭）的主簿（县府三把手）汪铎想方设法害民，擅自征发劳役，避劳役者要交五匹绢。结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赵罕辰等34人联合起来将其绑缚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当”人、“说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两种为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错误，协助赵罕辰等人将具体执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统管全县交通城建水利等工程的领导）张进等八人一并绑缚进京。走出乐亭县四十里后，县主簿汪铎求饶说：我十四岁读书，用灯窗之劳换来了今天，你免了我这一次吧，别毁了我的前程。[171]
设身处地替百姓想一想，假如李榕笔下的那些酒店老板被逼停业，他们一定会打听一下停业的禁令是否合法。倘若可以确认不合法，倘若可以确认是差役害人，他们很可能利用这个政策，把害人的家伙绑缚进京。不过我要强调这仅仅是可能，真要成为现实，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条件。
首先，打听信息是有费用的，到县城里搞清楚这一点需要时间和金钱，需要有关系，找对人，这并不容易。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法令中有许多模糊地带，官吏衙役不至于笨得让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钱花时间的，有的时候定义模糊，潜规则当政，再加上档案保管严格，百姓根本就别想弄清楚，即使费劲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产了。再往后，过五关斩六将闹清楚了一切，绑缚几个人从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盘缠？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当是否够用？他们反抗或逃跑怎么办？百姓有权将其监禁甚至击毙吗？最后，终于把贪官污吏和白员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谁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们这么容易说上话，我自己去告状就行了，何必抓人？如果告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