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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物质和强调货币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因为他们的根本导向不同，要解释这个问题极为复杂，但大概可以概括为唯物和唯心之间的矛盾。
以燕兴楼交易行的船舶票证为例。
大明发行船舶票证，目的是通过出让分红权，人人做船东计划，来快速回笼资金收回成本，而后再次投入生产之中，加速扩大大明船舶制造业的规模，这就是强调物质，根本导向为获得更多创造更多的物质，或者商品。
这是激进派强调物质的主张。
船舶票证在交易行交易，各种投机客手中涨跌交易，对于‘更多商品’这个根本导向而言，是零收益，甚至是负收益的，因为船舶票证的波动有可能会影响到生产，甚至为了票证价格，不得不进行冒险。
可是如果从强调货币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船舶票证的交易，和价格的逐步升高，带来的是更多的货币需求，对于‘更多货币’这个根本导向而言，是正收益的，交易行的规模越大，货币的需求就越多。
燕兴楼交易行的票证交易，对于激进派而言是无效甚至是负面的；而对于保守派而言，是有效、意义重大的，这便是两种主张的水火不容。
有趣就有趣在这里，他们奇妙的达到了一种阴阳平衡的共存，甚至是互相补足，这大约就是矛盾所言的阴阳并济的现状。
追求更多的货币，不是一种谬论，尤其是在大明大明商品极度匮乏、商品经济欠缺发展、朝廷坚持以银铜贵金属为本位的大明朝，追求更多的货币，本身就是在增加商品的流动性，只有货币数量大于商品价值总量的时候，商品才能正常流通。
那么大明不再行钱法，而改为钞法，这种追求更多货币的主张，是不是会成为一种谬论呢？
如果大明可以布武全球、利用坚船利炮轰开各国市场的大门、进行自由航行和贸易、大明文化深入世界的角角落落、在所有饶心里打上大明朝上国的思想钢印，那么大明宝钞，就会成为支配世界资源、产品、服务、人才的可靠工具。
那么追求更多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一种谬论，而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种古怪的平衡状态，是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对彼此政策的部分认同和部分反对造成的犬牙交错的局面，如果首辅次辅、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这种异见，演化成为了政斗，甚至形成党锢，求同存异的共识完全消失，为了反对而反对，全面反对、全盘否定的话，平衡状态就会打破。
为了让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一切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超脱的力量就是国朝。
也是朝廷于大明的意义，皇帝于朝堂的意义。
一个皇帝躲在后宫吸阿片，朝堂的奏疏一本都不批，显然是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王崇古在官厂团造和工兵团营里，设立了惠民药局的做法，根本倒向是‘更多商品’，在产出上，一个经验丰富的熟练工匠几乎等同于三个经验不足的工匠学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