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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士林清议是对于朝廷的一种重要监督措施，能够有效的防止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大，帮助皇帝制约内阁和部院，对于他们的这个说法，朱载坖只是一笑置之。
朱载坖对于他们的所谓士林清议，自然是很清楚的，首先，清议的议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内容，但又不仅局限于政治，会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清议的主持者多为远离庙堂的人，即脱离政治权力中心的人或政府的中下层官员，多为士人阶层，所以清议也可理解为“士人之议”。
而他们就可以利用所谓的清议来挟制朝廷，操弄地方，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本朝不管是对于科道言官还是民间议论，其实都还是算是相对比较宽松的。
以科道为例，本朝言官的典型特征是秩低权重，势凌三司。给事中和御史均为七品左右的小官，左、右都御史为正二品。言官品秩虽低，但职责广、威权重：有接近皇帝的权力和机会，参与权力核心；在朝廷重要礼仪场所，位次远比同品秩官员要前，显示出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在官场礼节上，品秩之上的九卿对言官也不敢怠慢。
对于这种所谓的士林清议，朝廷也一向是比较宽容的，太祖皇帝就曾经下诏道：“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条陈已尽，下至编民卒伍，苟有所见，皆得直言无讳。”
自嘉靖以来，对于民间的舆论控制更加放松，尤其是江南，如吴、越两地，在读书人中就存在着好写“鄙俚文”的传统，刺上下，无所不有，且极其工巧，人畏恶之，尤其是对于政治问题，这些生员们一直是极为关注的，之前劳堪就曾经上疏称：“朝野中忽有一番议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举国之人奔走若狂。”
而在这些大量的议论中，以次辅罗万化和大学士陈于陛两人的密揭深得朱载坖之意，对于现在日益放松的舆论，罗万化和陈于陛都不同程度的表示了担忧，罗万化主要是从地方势力的膨胀谈的，作为浙江人，在开海之后，浙江、南直的经济地位在大明更加重要的。
而维护本地利益为己任，已成为江南人士普遍的观念和意识。这种维护自己地方利益，在政治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和朝廷辩论赋税，试图影响朝廷在东南和闽粤实施的重税政策。
对于这些地方科以重税，是大明一直以来传统，而在朱载坖即位之后，更是将赋税放到了极为重要的地步，同时赋税的主体也从田赋转移到了工商赋税，而对于当地的士绅来说，呼吁朝廷减轻江南重赋就成为他们所谓士林清议或者是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
罗万化在密疏中详细向朱载坖列举了当地士绅请托他的书信：“赋役两端，东南重务，非特国计所关，而民俗之存亡，皆由于此。往兹士者，抚按有司，苟留心民事，何尝不首谈賦役哉。但賦日议薄而卒不薄，役日议轻而卒不轻，故积久成疲，调察己极。生于斯，长于斯，且目睹流离困苦之状，则桑梓之爱，自有不容不言，而言亦不容不详且切也，异日者，仁人君子或不遗当盡，因而援手民倒悬，余又何惜出位之罪哉！”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