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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四维、庞尚鹏等人的看法是单独设立商籍，将这些商人子弟单独分开，在附籍地参加科举，次辅申时行也在其中上疏称：“两淮当天下之中，财赋之地，学校为人才之本，风化之原。顾三十盐场、百千万灶中间，贤哲之产代不乏人，教育之基岂容终缺？人才为邦家之桢，学校为人才之地，我朝兴贤育才，学宫遍海内，即河东运司亦特为建置焉。盖人才之生，本不择地，培养而录用之，亦不以其地有间也。”
这些商贾子弟，确实有一些有才能的人，但是对于从他们的附籍地单独列名参加考试，朝廷上下还是有很多的意见的，如王锡爵、温纯等人对于这点就还是有争议的，他们认为朝廷是要废除对于商人、工匠的歧视性政策，但是不是要对于商人予以特殊优待，朝廷单独立商籍，对于附籍地的生员们来说就是歧视性的措施了，都是受教的，这些商人子弟为什么单独就学，尤其是盐商子弟，还有运司学，他们认为这是坚决不能准允的。
但是单独设立商籍的，到底是在附籍地考试还是在原籍考试，这确实是个问题，张四维在奏疏中就认为：“本朝设科之法，士自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籍有儒官民军医匠之属，分别流品，以试于郡，即不得就他郡试。而边镇则设旗籍、校籍。都会则设富户籍、盐籍，或曰商籍。山海则设灶籍。士或从其父兄还役，岁岁归就郡试不便，则令各以家所业闻著为籍，而就试于是郡。”
但是王锡爵、杨继盛、温纯、吴时来等官员们认为，现在官僚子弟虽附籍于寄居各地，但不许应科举试。如果对于商人就其分配有生员名额等，这就是特殊的优待，并不符合朝廷四民平等的政策。
朱载坖其实已经是很清楚这个问题的所在，大明之前所制定的取士之法，是基于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很少，大部分的人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走出自己的家乡，所以以籍贯取士是合理的，但是现在大明的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增加，对于朝廷来说，原本的单独以籍贯取士的办法似乎已经不太合理的。
为什么商人子弟闹得最厉害呢？因为这些商人有钱，能够让子弟接受教育，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够参加科举，成为朝廷命官，其他的比如工匠等，辛苦谋生都尚且艰难，对子弟的教育那就很难能够放在心上了，这点朱载坖还是很清楚的。
他在御批张四维等人的密疏中说道：“国家造成作养之典，自应一视同仁，似毋庸以外省、本省而歧视之。”对于张四维等人要求设立商籍，便利商人子弟在附籍地参加科举考试，朱载坖是支持的，但是对于单独设立商籍，朱载坖并不认可，原因很简单，在流动人口中，数量最庞大的不是商人，而是各种工人，只为了商人去设立所谓商籍，显然是不公平的，这点朱载坖很清楚。
朱载坖也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在河东运司等地设立学校，让这些盐商子弟上学，说个不好听的事为了安抚这些盐商，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在从弘治到嘉靖末年也一段时间内，盐政收入是朝廷收入的大头，朝廷有求于这些盐商，所以要对他们加以笼络，这才是放宽盐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