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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坖首先督促朝廷迅速完成各个衙门的重组和新设，让朝廷行政进入状态，除此之外，朱载坖也将王世贞所拟定的大明公文新格式交付内阁和部院讨论，准备予以实施。
这次由王世贞就领导编制的大明公文格式，贯彻了唐代公文的简朴之风，杜绝冗滥，取法初唐，因为初唐时期虽然重视公文的文学性，但当时的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虞世南、孔颖达等人并不以文采见长，这些人除了公文之外也没有什么文学名篇流传下来；从武则天时期开始，公文开始文学化，文采风流但务实性较差，相对浮夸，盛唐有所好转；到了中晚唐由于多年科举制度，朝中各级官员往往文学水平较高，或者掌权者往往招募文学大家担任幕僚，公文也兼具务实性和文学性的特点。
朱载坖认为初唐公文平白朴实，才是大明公文所需要的，朱载坖在上谕中说道：““近来章奏,日趋浮泛,铺缀连读,徒烦至览。诸司奏章,不许繁词,第宜明白,开陈要旨,庶易省阅。凡有奏章,务在直陈其事,意尽而止，若仍信多繁词,且语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对之体。所司通行严禁,违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
对于大明官员动辄长篇大论，朱载坖也是极为厌恶的，所以在这次制定大明公文格式的过程中，朱载坖多次命令王世贞在拟定的格式中务必要删繁就简，省去浮辞，同时要求在公文中用数据和事实说话，而不是是似而非的言论，朝廷的公文应该是极为严肃和严谨的，不是秀文采的地方。
所以参照唐六典的规定：“凡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其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凡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奠、启、碟、辞。诸司自相质问，其制有三，日：关、刺、移。”
大明也是按照这三种分类制定大明的公文制度，同时重申了唐代的一文一事制度，该制度要求不同事情不得同为一文，公文一文只能直叙一事。一文一事制度是唐代推行的一项对文书工作非常有利的制度，可以防止行文关系错乱，加快文书运转的速度，提升办事效率。
同时王世贞也以密疏上陈，陈述了自己对于科举的看法，王世贞直接向朱载坖指出，大明公文繁杂的原因，根子还在科举上，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广收知识分子参政,使社会形成靠读书和功名获取权利的共识,文人的思想风气成为社会主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大喜功、陈言俗调、意气用事、书生高论、形式主义等缺点也渗入了公文之中。而大明科举以八股取士，公文深受科举制度影响,成为“制义之变体”。公文撰制者科举出身的制义习惯,不自觉地出现在公文写作之中。
在大明初年，这点风气尚且不明显，因为当时大明官员的主要来源还不是科举出身，而成化以后，八股文行之已久。公文作者大多出身甲科,先入为主,陈言俗调,摇笔即来。大明的公文,不仅用八股笔法,而且还仿《公羊》、《谷梁》语体,非造语精刻不能打动人,所以务以造语精刻苛责于人。最终造成相互责难,恶语相报,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