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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树开开心心的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把这些工作更多的交给了卢植和十三太保，自己得以抽出更多的时间注解《孟子》。
对于《孟子》这本书的注解，袁树是怀有一种相对矛盾的心态的。
一方面，对于孟子“仁政与王道”的思想，袁树是赞同的。
但是对于孟子思想中浓厚的“法先王”概念，他又是特别不喜欢的。
法先王，就是追求上古三代的传说政治，要按照上古三代传说帝王治理天下的方式来治理天下，这样才能迎来昌盛。
孟子的文章雄浑优美，有一种蓬勃凛然的正气，这和孟子本人的人格修养脱不开关系，这也就构成了《孟子》这本书的底色，仁政与王道也是来自于此，民本思想也是来自于此。
而与此同时，“法先王”也是孟子最大的问题之所在，这一点，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已经显露无疑。
梁惠王召见孟子，想要向他询问应对秦国、楚国已经近在咫尺的威胁的具体办法，但是孟子只和他说仁义的必要性，对于梁惠王话语中逐利的部分十分鄙视，不屑一顾。
梁惠王问他军事，他用大义来回答，满脑子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甚至还说只要实行仁政，让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就算自家军队用棍棒，也能战胜秦国和楚国的虎狼之师。
这话但凡是个脑袋清楚的人都知道是很无厘头的，木棒怎么能和精良的刀剑相提并论？
而且人家的危机近在眼前，你还说什么仁义道德，等于人家都快病死了，你还让人家慢吞吞的打太极拳强身健体，有意义吗？
所以不仅梁惠王不用孟子，后来孟子去了齐国，齐威王也只是想把孟子当作一个招牌，树立为国家吉祥物，以此招揽更多有实际才能的人才。
说白了，在那个大争之世，大家都患有急症，根本不是打太极拳吃补药能治好的。
要开刀，要去掉病灶，然后才能谈恢复身体。
孟子的学说是典型的盛世学说，而不是乱世学说，只有社会阶级矛盾并不突出的盛世才有那个余裕去执行孟子的这一套，乱世根本没有那个土壤。
而当下的东汉帝国，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各阶层对于当下状况的不满都快要溢出来了，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一场接着一场的叛乱爆发，典型的乱世之相。
这种时候你高呼仁义，人家只会把你当傻子。
诚然，在儒家学说大行于世的当下，仁义和法先王是政治正确，贸然触犯下场会很惨，但是袁树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学说思想被这种酸腐的气息浸染。
所以，他之所谓注解《孟子》，更多的是想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由自己来解释《孟子》，争取把其他人的注解都给打败，让自己的魔改版《孟子》大行于世。
他要把荀子的思想也给拉进来，“曲解”孟子的思想，使之转变为先王、今王并尊，使之具有灵活的变通底线。
主要的方法就是发挥董仲舒精神，主打一个有就有，没有也要有，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反正你已经死了，你说了什么，还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