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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3章一幅末日来临的景象(第1/2页)
东条英机抬起头来，扫了一圈在座的人。
他的目光很硬，他说：
“你们告诉我，我还剩什么？”
没有人回答。
军务局长把头低得更低了。
海军的通信参谋看着桌面。首相的秘书在整理自己的袖口。
作战课长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本簿册，指关节发白。
沉默持续了将近半分钟。
然后掩体外面传来了一声爆炸，很近，震得掩体的顶灯晃了一下。
灯是防爆的，铁皮罩子，但光还是闪了闪。
桌上的茶杯盖跳了一下，滚到桌边，被军务局长一把按住。
东条没有动。
他坐在那里，双手搁在桌面上，像一尊被冻住的雕像。
爆炸声过后，通风管道的嗡嗡声重新填满了空间。
远处还有零星的炮击，但没有刚才那声近。
东条慢慢站起来。
他撑着桌沿，站直了，然后走到墙边。
墙上挂着一面军旗，是参谋本部的旗，白底红边，正中间一个红太阳。
他站在军旗前面，抬头看着。
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在座的人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
“散会。
大家回自己的位置上去。
能做什么做什么。
能守多久守多久。”
参会的人陆续站起来。
椅子腿摩擦水泥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
军务局长把茶杯盖放回桌上，没有再看东条。
海军的通信参谋把文件夹夹在腋下，快步往外走。
首相的秘书跟在后面。作战课长最后一个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东条还站在军旗前面，背对着长桌，两只手垂在身侧。
他的肩膀比平时窄了一些，军装挂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作战课长没有喊他，轻轻带上了门。
掩体里只剩东条一个人。
他站在军旗下面，看着旗面上那个红太阳。
那面旗挂了很多年了，旗边有些毛了，红太阳的颜色也不如新的时候鲜亮。
他伸出手，摸了摸旗面。
布是粗的，有点扎手。
他摸了一下就收回去了，把手插进口袋里。
口袋里有一样东西——一张折好的电报纸。
他摸出来看了一眼。
那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天皇召见他时留给他的。
上面只有一句话，是木户代写的——“陛下希望阁下考虑停战的可能性。”
他把电报纸折回去，放进口袋。
然后他走到桌前，坐下来，双手搁在桌面上，闭着眼。
通风管道的嗡嗡声继续响着，像一头困在地下的巨兽在呼吸。
远处有炮声，闷闷的，从西边传过来，一下一下的，不紧不慢。
同一时间的东京。
市谷。
陆军参谋本部地下掩体。
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的秘密会议。
日本军队的少壮派军官，从来就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他们是一个传统，一种不断从帝国陆军肌体里生长出来的东西。
这个传统的核心信条只有一句话——天皇是好的，天皇身边的人全是坏的。
军部是好的，军部上面的大臣、财阀、政党全是坏的。
日本是好的，日本周围的一切都是挡路的。
所以，他们要“清君侧”，要“昭和维新”，要“尊皇讨奸”。
这些词在他们嘴里翻来覆去地喊了几十年，每一次喊出来都有一批人倒下，每一次倒下的都是“奸”，每一次喊的人最后都被当成“奸”处理掉了。
这个传统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是在昭和七年。
五月十五日，一群海军青年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光天化日之下冲进了首相官邸，把当时的首相犬养毅乱枪打死在书房里。
他们事后散发的宣言写得明明白白——“打倒政党和财阀”“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军人内阁”。
犬养毅不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也不是最后一个。
在这之前的昭和五年，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车站被一个右翼青年开枪打成重伤，次年死亡。
在这之后的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千四百多名陆军官兵在青年将校的带领下，踏着东京的大雪出动，占领了首相官邸、陆军省、参谋本部，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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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东京市中心被叛军控制了整整四天，直到天皇亲自下令镇压，叛军才放下武器。
二二六事件之后，参与兵变的十七名青年将校和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被处决。
表面上看，少壮派被清洗了。但实际上不是。
清洗的是皇道派——那些主张用暗杀和暴动来推进“昭和维新”的野战部队军官。
真正的胜利者是统制派——那些坐在军部中央机关里、跟财阀和官僚穿一条裤子的上层军官。
东条英机就是统制派的人。
他在二二六事件期间待在满洲，指挥关东军搜捕皇道派分子，向天皇发出通电表忠心，事后被晋升为中将，再后来当上了陆相、参谋总长、首相。
少壮派的声音被压下去了，但少壮派本身没有消失。
他们只是换了一批人，换了一种方式。
他们不再用军刀砍大臣，而是用战功换升迁，用忠诚换信任，一步一步爬到军部的中层，坐在作战课、军务课、情报课的位置上，掌握着日常的作战计划和部队调度。
东条英机自己就是这条路上爬上来的人。
他比谁都清楚——少壮派不会永远坐在下面。
现在，昭和十三年一月，东京被围，军部高层在准备投降。
东条在会议上说了一句“散会。能做什么做什么。”
这句话在参谋本部的地下掩体里传开了。
传到了作战课的年轻参谋耳朵里，传到了军务课的少佐和中佐耳朵里，传到了那些从满洲、从华北、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在东京外围的残破阵地上等着最后一战的校官和尉官耳朵里。
这些人大多是三四十岁，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十几年，参加过满洲事变、支那事变、诺门坎边境冲突，手上有战功，肩上有伤疤，脑子里装着军国主义的全部信条。
他们不觉得日本输了。
他们觉得日本是被出卖了。
被谁出卖？
被东条英机。
被那些坐在掩体里讨论投降的大臣。
被那些把“玉碎令”念了一遍自己却躲在地下室里的将军。
被那些嘴上喊着“亿万一心”却已经在盘算怎么保住自己脑袋的军部高层。
这种话不是现在才有的。
从东京被围的第一天起，就在中下级军官中间流传。
只是当时没有人敢说出来。
东条还在，参谋本部还在，天皇还在，军纪还在。
但现在——东条在昨天的会议上露出了疲态。
他说了“能做什么做什么”。
这句话被这群少壮派军官直接给过度解读了。
在少壮派军官的耳朵里，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他放弃了。
他没有办法了。
他准备投降了。
他准备让天皇退位，让日本亡国，让两千六百年的皇统在他们这一代人手里断绝。
而在参谋本部地下掩体的最下层，一间原本用作器材仓库的小房间里，一盏煤油灯被点起来了。
灯是旧的，玻璃罩子上有一道裂纹，火光从裂缝里漏出来，在水泥墙上投下一条歪斜的影子。
房间里挤了七八个人，穿着军装，但军装的领口都敞着，没有系风纪扣，也没有戴军帽。
他们围着一张从仓库角落里翻出来的旧桌子，桌面上摊着一张东京市区地图。
地图上画满了红蓝铅笔的标记——不是日军的防御部署，是联军的位置，是参谋本部的位置，是皇宫的位置，是东条英机办公室的位置。
地图旁边放着一份手写的名单，名单上的字很密，但每一个名字都被红铅笔圈过。
这七八个人，年纪最大的不过四十出头，最小的才二十七八。
他们的军衔从少佐到大尉不等，有的是作战课的参谋，有的是军务课的课员，有的是从九州战场溃退下来、临时编入东京城防司令部的作战军官。
他们的脸上都有一种东西——不是绝望，也不是恐惧，是一种被压了很久、已经压到极限、马上就要弹起来的东西。
他们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他们围着那张桌子站着，看着那张地图，看着那份名单，等着一个人先开口。
